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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問文中子、韓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yuǎn)甚?！?br/> 展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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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后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yuǎn)甚?！?br/> 展開全文
愛問：“何以有擬經(jīng)之失？”
先生曰：“擬經(jīng)恐未可盡非。且說后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jīng)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jīng)純?nèi)魹槊?。?br/>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jīng)》以明道也?！?br/>先生曰：“然則擬經(jīng)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fā)明；擬經(jīng)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náo］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jīng)》不必述。刪述《六經(jīng)》，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鬃右蕴煜潞梦闹L(fēng)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jì)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稌纷浴兜洹贰吨儭芬院?，《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抖Y》《樂》之名物度數(shù)，至是亦不可勝窮?？鬃咏詣h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后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鬃邮觥读?jīng)》，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wù)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jīng)》。若當(dāng)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jīng)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dāng)時擬經(jīng)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圣人復(fù)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wù)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fù)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jīng)，若無《左傳》，恐亦難曉?！?br/>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jīng)》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br/>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jīng)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dāng)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jīng)》，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蛞蛉苏垎?，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dǎo)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吮闶强组T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xué)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jīng)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嘆曰：“此非達(dá)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shù)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br/>愛曰：“圣人作經(jīng)，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br/>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fēng)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鬃佑趫颉⑺磩t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shè)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yè)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fù)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br/>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xué)術(shù)。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yè)。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shù)?！?br/>
收起 先生曰：“擬經(jīng)恐未可盡非。且說后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jīng)如何？”
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jīng)純?nèi)魹槊?。?br/>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刪述《六經(jīng)》以明道也?！?br/>先生曰：“然則擬經(jīng)獨非效法孔子乎？”
愛曰：“著述即于道有所發(fā)明；擬經(jīng)似徒擬其跡，恐于道無補。”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náo］于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則《六經(jīng)》不必述。刪述《六經(jīng)》，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鬃右蕴煜潞梦闹L(fēng)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jì)極，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于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稌纷浴兜洹贰吨儭芬院?，《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抖Y》《樂》之名物度數(shù)，至是亦不可勝窮?？鬃咏詣h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后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于《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鬃邮觥读?jīng)》，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wù)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經(jīng)》。若當(dāng)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jīng)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dāng)時擬經(jīng)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為圣人復(fù)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wù)修飾文詞以求知于世，而不復(fù)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啟之。”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jīng)，若無《左傳》，恐亦難曉?！?br/>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后明，是歇后謎語矣，圣人何苦為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jīng)》是斷。’如書‘弒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br/>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圣人作經(jīng)之意。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征伐當(dāng)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圣人述《六經(jīng)》，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蛞蛉苏垎?，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dǎo)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吮闶强组T家法。世儒只講得一個伯者的學(xué)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圣人作經(jīng)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嘆曰：“此非達(dá)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shù)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后儒卻只要添上?！?br/>愛曰：“圣人作經(jīng)，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
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br/>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
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風(fēng)氣益開，文采日勝，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鬃佑趫颉⑺磩t祖述之，于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shè)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yè)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fù)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br/>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xué)術(shù)。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yè)。后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shù)?！?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