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處于近代初期內憂外患最為深重的歷史時期。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中失敗后,清政府被迫與英、美、法、俄等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除了向列強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外,還給對方協(xié)定關稅、領事裁判權、片...[繼續(xù)閱讀]

    眾所周知,前近代的東亞社會,以中國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西方列強向東方殖民侵略的過程中,首當其沖的也是中國,之后才波及到日本,這就在客觀上為日本提供了一定的緩沖和前車之鑒。此外,為了有效應對西方列強的侵擾,中...[繼續(xù)閱讀]

    現在,我們可以作一個扼要的小結了。首先,江戶時代日本知識界的對華認識表現出明顯的多樣化的趨勢。三大學問板塊都在對中國和中國文化進行重新認識,這是它們的共同之處。另一方面它們各自對華認識的差異也是顯而易見的,不...[繼續(xù)閱讀]

    中日之間的相互認識是中日關系史研究的重要課題。相互認識如何,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確立何種相互關系的前提。相互認識當然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的形成會受到相互交流的程度、各自歷史的狀況、國際形勢的變化等多種因素...[繼續(xù)閱讀]

    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中國認識中的所謂“同盟論”、“征服論”和“保全論”這些有代表性的觀點,在幕末同一個思想家不同時期的著作中都鮮明地表現了出來。這使我們看到,盡管歷史時代不同,但對中國的認識卻有驚人的相似。這個...[繼續(xù)閱讀]

    中國文化對古代日本的確影響深廣,但是至少到近世之后,研究日本中國認識的變化,就不能無視日本的“主體性選擇”。日本自身的主體性選擇是日本中國認識變化的機制之核心所在。所謂“主體性選擇”,表現在日本中國認識的變化...[繼續(xù)閱讀]

    將中國對象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將中國類型化的過程。所謂“對象化中國”與“類型化中國”只是出于論述的方便所作的邏輯上的區(qū)分,事實上,兩者是同時進行且互為表里的。或者可以說類型化中國是對象化中國的具體表現形式。...[繼續(xù)閱讀]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中國認識的種種類型實際上至少已經在近世日本思想史上存在過。在近代以前,日本是否存在過一條“仰慕中華、效仿中華、追趕中華”的“對華觀的主線”[1]另當別論,各種類型的中國認識...[繼續(xù)閱讀]

    “殷鑒論”是幕府后期到明治早期的一種具有代表性的中國觀。早在1813年幕府的儒者古賀侗庵(1788—1847)就著有一本專門收集中國“政化民風”中的弱點和短處、對“唐人之失”進行大肆“裂眥罵詈”的著作《殷鑒論》,這是一本對...[繼續(xù)閱讀]

    中國在鴉片戰(zhàn)爭中雖然失敗了,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在西力東漸的國際形勢下,日本為了謀求自身的生存與發(fā)展,一方面將中國作為反面教材的“殷鑒”,主張從中吸取教訓;另一方面也認識到日本與中國互為唇齒,不僅因為文化相近...[繼續(xù)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