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春夏之交,周汝昌奉中央特調,結束四川大學的教學生涯,挈婦將雛,經渝新鐵路,穿三峽,回到闊別兩年的北京。《紅樓夢新證》出版后,周汝昌一下子名聲大噪,京城文化單位也開始關注這位年輕教師。在成都教書的周汝昌對此毫無...[繼續(xù)閱讀]

    進入北京,進入國家級的出版社,這一切都讓有著遠大學術理想的周汝昌躊躇滿志,對未來充滿了信心。報到之前,出版社的主管領導副社長聶紺弩與舒蕪一同來看周汝昌,對遠道而來的新同事表示關心,并看一下周汝昌一家的居住條件。...[繼續(xù)閱讀]

    1954年,一場規(guī)模浩大、影響深遠的思想文化運動由《紅樓夢》而引發(fā),在這場風暴中,沒有贏家,也不存在真正的學術批評和爭論,涉及范圍不僅僅是研究《紅樓夢》的相關人員,慢慢擴大到整個文化界乃至全國。周汝昌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繼續(xù)閱讀]

    風起于青萍之末。會議最初的形式只是討論,很多人沒想到事態(tài)會發(fā)展到那般嚴重。周汝昌還記得開會時的一個細節(jié)。紅學家吳恩裕最后一個趕到會場。他夾著個皮包,風風火火進來,還沒找到座位,就站在那里說,這考證不能廢,還得需...[繼續(xù)閱讀]

    周汝昌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了20年,經歷了1954年的批胡批俞、反右,以及“文化大革命”。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同事、朋友之間,彼此均小心提防,人人都得小心謹慎,不經意的一句話可能害人害己。在復雜、險惡的環(huán)境中,對了解、信用...[繼續(xù)閱讀]

    周汝昌工作上的知音,一是聶紺弩,一是王士菁。聶紺弩是調周汝昌回京的關鍵人物,但他早早離開了出版社,與周汝昌再無上司與學友的關系。而專治唐詩與魯迅研究的王士菁,對周汝昌中年時期的學術生涯起到了巨大作用。批俞批胡運...[繼續(xù)閱讀]

    周汝昌的兩種曹雪芹傳記得以問世,與當時籌備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的紀念活動有關。本來計劃要辦成國際規(guī)模的紀念活動,但因中蘇關系變化,降為國內規(guī)模的展覽會。紀念活動經周恩來批準,由文化部等四個單位主辦。1962年,跟宣...[繼續(xù)閱讀]

    周汝昌認為中華文化最杰出的代表除了《紅樓夢》外,還有詩詞和書法,這三樣是周汝昌一生研習的對象,這不僅是他的工作,更是他的樂趣,甚至可以說是安身立命的寄托所在。作為紅學泰斗的周汝昌,廣為人知。事實上,作為詩詞鑒賞家...[繼續(xù)閱讀]

    從1954年進京,周汝昌搬了好幾次家。他家開始住在門樓胡同,三間正房。但周汝昌家人口多,夫人沒有工作,三女兩子,都到了上學花錢的年齡,一家全靠周汝昌每月80多元的工資維持。除去房租28.59元,剩下的錢勉強維持家用,所以總是入不...[繼續(xù)閱讀]

    “田野調查”是文化人類學、考古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即為取得第一手原始資料,實地參與現場的調查研究。田野調查涉獵的范疇和領域相當廣泛,舉凡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行為學、人類學、文學、哲學、藝術、民俗等,都可通過...[繼續(xù)閱讀]